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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房产新闻动态: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合理评估就地变更户籍身份的改革潜力

2021-05-09 20:04:54 综合百科 来源:
导读 了解地产、房产前沿资讯,帮助我们掌握更多的地产、房产知识,不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相信都会有所帮助的,如果各位小伙伴们感兴

了解地产、房产前沿资讯,帮助我们掌握更多的地产、房产知识,不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相信都会有所帮助的,如果各位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小编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一篇关于地产、房产方面的文章给大家吧,小编今天要分享的文章为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合理评估就地变更户籍身份的改革潜力,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喜欢哦。

中央提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就地变更户籍身份。把“县”变成“市”、把“乡”变成“镇”变成“区”、把“村委会”变成“居委会”,人们的户籍身份就变了。调查显示,这个因素对城镇化的贡献率高达53%。但是,这只是变了一个统计口径而已。

新型城镇化,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以人为核心,当前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同时,这也是实现“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急需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提高收入,就意味着做大蛋糕。但是,如果这个蛋糕分得不好,也不能充分转化成居民的消费。

假设有两组人,一组穷人和一组富人,富人的特点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但是其拥有的收入不可能全部消费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了。反过来对穷人而言,他们对很多消费内容仍有渴求,但他们的收入并不能保证消费的实现。两种情况合起来,就会造成过度储蓄。因此,提高消费率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一个途径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目前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差距。我们将城镇最高20%收入组与最低20%收入组进行比较,目前有接近6倍的差距。农村居民中最高20%收入组和最低20%收入组相比,目前差距是8.5倍,总体看仍然呈提高趋势。城市最高20%收入组和农村最低20%收入组相比,则差距是22倍,非常大。

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个差距消除掉或大幅减小,消费率就可以明显提高。可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缺少系统性、趋势性的增收的渠道,没有可持续增加收入的渠道,因而很难显著缩小与城市的收入差距。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即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这个务工机会不是稳定的、终身的,劳动者本身不是充分顺畅流动的,在劳动力市场和基本公共服务上未能享受均等待遇,那么农民家庭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这种不完全城镇化的一大弊端。劳动者居住地与工作地、户籍所在与常住地的不一致,加大了不必要的季节性人员流动。而在遭遇突发事件后,大规模的返乡和返城都更为困难,造成生活和工作异常,延误复工复产。加上许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妨碍获得机会的均等化,也让劳动者无法后顾无忧地消费。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第二季度农村居民收入情况与往年同期相比,就完全不一样。往年在第二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长一般是6%-7%,今年则是-4.7%。尽管随后会逐渐得到恢复改善,但是,这一年农民收入无疑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新型城镇化急需户籍制度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户籍制度是会在关键时刻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重大制约的。同时,农业劳动力不能充分转移也会阻碍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我们总是在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实是,中国的农户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0.4%,与同为小农户的印度和日本相比,我们也仅相当于他们一半的水平。只有让农业劳动力比较彻底地转移出去,才能真正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才有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越是完全彻底的城镇化,即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越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同时避免出现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否则的话,“四化同步”就不太可能实现。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为了解决城镇化不彻底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不力的问题,中央提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就地变更户籍身份。把“县”变成“市”、把“乡”变成“镇”变成“区”、把“村委会”变成“居委会”,人们的户籍身份就变了。

调查显示,这个因素对城镇化的贡献率高达53%。但是,这只是变了一个统计口径而已,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变。真正的新型城镇化落脚点应该着眼于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

“就地变更户籍身份”既解决不了农民工落户问题,且潜力已逐渐用尽,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推手,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者,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率、促进资源重新配置、扩大居民消费,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显著社会收益。

我们的研究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更有效率配置,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但户籍制度的改革阻点在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不对称。地方政府支付主要的改革成本,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收益,因而产生改革激励的不相容。

经济学有个词叫“外部性”,即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一致,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这里就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不相容。打破困局的关键,是做出明确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的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更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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